张葱玉，1914年生于浙江湖州南浔镇，名珩，字葱玉，号希逸，是解放后我国第一代书画收藏、鉴定大师，中国传统鉴定书画方法的集大成者、公认的中国书画鉴定界当代泰斗。

从1950年到1963年的13年间，张葱玉为国家的文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被誉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。

　　张葱玉能够成为泰斗级的书画收藏、鉴定大师，和他所拥有的旁人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“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”的顺口溜，表明在中国姓张的人多于牛毛，最普通不过了。

可是南浔张家可不是一般的家庭，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，张家曾经是中国的首富，而且是世代收藏之家。

　　浙江南浔张家的发迹，可追溯到张葱玉的高祖张颂贤(1817年-1892年)。

中国鸦片战争失败，五口通商，上海于1843年辟为通商口岸，南浔产的"辑里丝"畅销外洋。

张颂贤看准时机，在南浔丝行埭和上海增泰丝栈分设张恒和丝行与丝号，聘请得力丝通事，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，成为巨富。

　　这时的张家有多么富?在晚清道光年间，其资产约值一千多万银元。

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失败，根据《南京条约》规定，中国须向英国政府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，足见张家富可敌国。

　　张颂贤长孙是张石铭，张石铭第四个儿子就是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，他不仅继承了祖父嗜古如命的特性，工诗文书画，又精于版本目录之学，还继承了祖父反清、维新的革命细胞，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浪潮。

可是很不幸，1918年张乃骅在从上海乘船去杭州的途中不慎失足溺水而逝，年仅26岁，这时他的独子张葱玉才4岁。

　　张乃骅去世后，祖父张石铭对张葱玉这个孙子就格外疼爱，整天把他带在身边跟进跟出。

张石铭的晚年是在书房和古董中度过的，来往的朋友不是到张家来欣赏新得手的字画和古籍版本，就是怀揣着珍籍秘宝前来共同鉴赏。

张葱玉整天泡在古董堆里，日夕熏陶，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，其练字、读书、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。

　　张石铭在南浔的“适园”，坐西朝东、门临洵溪，共有五落四进和后花园，互相联通、巧妙结合，系中西合璧的庭院建筑，为江南水乡罕见的豪门大宅邸。

张葱玉在适园中长大，5岁就开蒙读书，十几岁时，对中国古代绘画已经很有心得。

他对古代书画艺术的热爱，使得他没有时间和兴趣跟小朋友玩，而喜欢跟一些画家、书法家和收藏家交朋友。

张葱玉20岁的时候，已是诗书棋画，无所不能。

他藏书固然不少，古钱古瓷也都玩过，而最有成就的还是古画。

　　1928年，祖父张石铭过世，三年后分家产，张葱玉作为四房的独子，一下子分得了200万，那年他才18岁。

有好事者评估说，当时的200万，其购买力相当于当下的200亿。

而在彼时，物价很是便宜，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听祖母说，当时"家里上上下下包括众多佣人，一天的菜钱只需两元钱，吃的却是鸡鸭鱼肉。

"所以，200万是一笔天价遗产，张葱玉成为上海滩有名的阔少，虽尚在少年，身边却不乏各类人马。

亲戚朋友一大堆，账房、管家、佣人等，还有媒婆登门提亲、络绎不绝。

在几个好友的劝诱下，他携母亲移居到了沪上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　　人以群分，玩收藏的朋友有吴湖帆、张大千、韩慎先、陈定山、孙邦瑞、王伯元、黄宝玺、徐思源、徐伯韬、徐俊卿等人，各式各色，鱼龙混杂，官员、商贾、买办、古董商和帮闲的应有尽有，这些人组成了文物书画鉴藏、交易的顶级圈子，绝非等闲之辈。

　　张葱玉最初的藏品是祖父传给他的一批字画。

祖父去世后，就全靠自己“掌眼”了。

他开始买画时常上人家当，付了不少“学费”。

上海广东路上的古董鬼子见他如此年轻，手里又有的是钱，就拿赝品骗他。

他明白真相后从不怨天尤人，当然也从不认输，所谓“输了钱也不能输人”。

于是发奋钻研，刻苦磨练，买进卖出，广交朋友，真货假货都拿来比较。

全部的心思加上海量的钞票，终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。

　　1934年，仅二十岁的张葱玉，被故宫博物院聘请为鉴定委员会委员。

吴湖帆对他青睐有加，曾评价到：“葱玉年才廿六，所藏法书为海内私家甲观，而自书仿元人亦至佳，洵少年中英俊才也”

　　张葱玉1937年到1941年的日记，记录了他23岁到27岁的生活状况。

其中不乏他和古玩朋友的来往及买画的记录。

财资雄厚，出手豪爽，其成为北京上海古玩商追逐的对象。

当年北京琉璃厂和荣宝斋的古董商经常带了成箱的字画南下，登门造访。

张葱玉虽大气，但又很细心，凡是买下的画均有颇为详细的记录。

从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拥有过的一些古画和古籍及当年买下时的价格。

张葱玉年轻时的生活方式，给了他得天独厚日积月累的广深阅历，使他盛名远扬。

张葱玉的夫人顾湄记得，1940年她和张去北京，在戏院看戏时，后排两位长者在议论，“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。

”又说，“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，必五十出头了。

”顾湄听后不禁暗暗好笑，张葱玉就坐在他们前面，时年才26岁。

　　张葱玉的独到眼力，也使上海滩作假者心有余悸。

他们最怕被看穿。

有一位汤先生，是张葱玉的老友。

其造假技艺高超绝妙，能以假乱真，鱼目混珠。

每逢张葱玉多日不见他，便知必是深藏秘处做假去也。

故当时他们会尽量回避张葱玉，以免起疑。

一旦被问起，便推托回乡下去了。

但张葱玉心中有数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，二十几岁，在南北古玩界便颇有名气，俨然有权威之势。

　　上个世纪30年代末，张葱玉将上海寓所命名为“韫辉斋”。

收藏古籍与书画，其中不乏稀世国宝。

他收藏的古籍有得自其祖父石铭先生和伯父乃熊先生的，有得自松江韩代“读有用书斋”及南浔蒋汝藻“密韵楼”的藏书，还有明景泰年间的时宪历书，古法书，古书画。

　　珍贵名画有唐朝张萱的《唐后行从图轴》，周肪的《戏婴卷》，宋朝易元吉的《獐猿图卷》，金代刘元的《司马犹梦苏小图卷》，宋朝的无款《百牛图》，元朝钱选、李珩、赵雍、颜辉、王蒙等一大批古画，到明代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、董其昌、丁云鹏，清代石涛、王时敏、王原祁、龚贤等的作品，就更多了。

另有颜真卿的《竹山联句》，欧阳修的《灼艾帖》，元初钱舜举的《八花图》，米芾的手书真迹，以及宋拓《兰亭序》，内有近百名明人题跋，洋洋大观。

这些名贵之作，均是他花重金收藏，有些更是费尽周折辗转而得。

从张葱玉所收集的古书画可靠性来看，足以验证当时其鉴赏眼力之高，学识之博。

　　凭借巨大的财力、精深的造诣、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目光，年仅23岁的张葱玉已跻身一流的海派收藏家行列，尽管他的年龄比庞莱臣、吴湖帆、张大千等要小一大截，但在1930年代他与庞、吴、张等已齐名。

当时，他在上海寓所珍藏文物书画的“韫辉斋”，和庞莱臣的“虚斋”、吴湖帆的“梅景书屋”、张大千的“大风堂”形成了海派收藏的“四大名斋”。

　　王己迁说："不幸的是张葱玉有一个坏的嗜好，他爱赌。

他出名的一件事是一个晚上把上海闻名的大世界输掉了。

他的地产有些是赌掉了，有些是银行买卖不得意，他得赔钱。

”

　　张葱玉既嗜赌如命，又性格倔强，永不服输，几乎每日必赌上一场。

他在赌场上的传奇故事，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，某次一口气输掉了淮海路的半条街，眼皮也没眨一下。

　　有些人串通一气，暗地里作弊和出老千。

短短的几年里，年轻气盛的张葱玉便输得倾家荡产、一贫如洗。

张葱玉一直蒙在鼓里、懵懂不知何故，被人当作“寿头”玩弄，还怨自已手气不好，至死不悔，提起来字字都是泪。

　　他祖上是广州十三行之一，曾在汉口路开设谭同兴营造厂，成为上海滩上的富翁。

谭敬时任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，此银行是与张家人合办的。

因此，他自幼与张葱玉来往甚密，是所谓“刎颈之交”。

　　俗话说“当面称朋友，背后下毒手”，谭敬就是这样一个唯财是图、见利忘义；两面三刀、心狠手辣的人。

　　每当张葱玉输了，他总是主动及时地出现，带来大笔的现银，让张葱玉感激不尽，事后却强索他的藏画来抵帐。

著名唐代张萱的《唐后行从图》、元代倪瓒的《虞山林壑图》、元代赵原的《晴川送客图》等珍贵书画，就这样地被谭敬据为已有了。

　　此刻，谭敬策划了给他的最后一击。

1947年极冷的除夕之夜，谭敬串通个几个人，与张葱玉赌了一个通宵，大世界的地契被他收入囊中，扬长而去。

　　张葱玉这样形容自己的败家：“虽云烟过眼，殊不能自已。

余每售一物，或与亲知相别辄然，亦性之多感耳”，“聚亦乐，散亦乐”。

此一时，彼一时也，无奈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1949年解放前夕，昔日的亿万富翁张葱玉，已是家徒四壁、穷困潦倒，仅依靠告贷和亲戚接济度日。

这时，他手头仅剩下几件东西：颜真卿的《竹山堂联句》、欧阳修的《灼艾帖》、元初钱舜举的《八花图》等几件。

　　1949年解放前夕，张家的大部分人和昔日的土豪朋友们纷纷准备移居海外或香港等地，张葱玉却连一张船票也买不起，再说，他已穷的屁股敲板凳，是标准的无产阶级，用不着害怕共产党来了。

　　正当他坐困愁城、焦头烂额的之际，北京传来一个好消息。

好友郑振铎打电话请他出山，任新组建的国家文物局文管处的副处长。

　　郑振铎，著名的艺术史家和收藏家，曾经长期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，后任国家文物局长，与郑振铎的交往，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。

据他妻子顾湄女士回忆说，张葱玉与郑振铎早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。

那时他们婚后不久，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家里楼下的客厅，先独自翻看报纸，喝点茶，等待张葱玉下楼来。

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的教授，学识广博，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，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，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。

　　抗战初期的几年中，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，郑振铎与徐森玉、张铸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“文献保护同志会”，以租界为屏障，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、日本人展开角逐。

张葱玉利用自己在上海滩的名声，帮郑振铎介绍了一些藏家，并且把自己的一批历代古书珍本总共261种、1611册，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，同时还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将上千部善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。

　　当时郑振铎在社会上的联系面非常广，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，就请张葱玉帮忙，张葱玉总是“OK”。

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人进入了租界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陷入停顿，必须转入地下。

而这时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，正在困难时期，急需用钱，张葱玉二话没说，马上拿出3000元资助。

在那时，3000元绝不是个小数目，因为那时一担米只需10元钱，一家人一天的菜金不过2元钱。

　　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，先吃住在郑振铎家里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，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，从此，张葱玉彻底告别了沪上的狐朋狗友们。

　　到了南锣鼓巷后，张家的特点是朋友多，只要是星期天，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，有时一拨还没走，另一拨又来了。

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，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，有时是交流情况，有时就是谈天说地，因为张葱玉见多识广，待人又随和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。

启功、王世襄、徐邦达、夏鼐(原北京考古所所长)、周贻白(中央戏剧学院教授)、张伯驹、张学明(张学良的弟弟)、裴文中(考古学家)、杨仁凯(辽宁博物馆馆长)、谢稚柳、黄永玉、黄胄等都是这里的常客。

　　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，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。

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，人家都围着火炉不出门了，而他戴上棉帽、围巾和棉手套，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。

他说话非常幽默，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，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。

　　王世襄住在芳草园，离张家较远，总是骑自行车来。

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，还很讲究美食，能烧一手上好的菜，用料极为讲究。

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，到山上采摘一种叫“二月兰”的野菜，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。

有时他有了什么美味好菜，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。

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，大年初一一大早，大家都还没起床，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“过年了”……

　　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还记得一个插曲，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，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。

到了北京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，总能找到合适的，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

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，都是些平时家里用的东西，根本不稀奇，而在别人看来，就是康熙、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。

　　张葱玉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，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。

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，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、写作到很晚。

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，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，连连赞叹。

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，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。

　　张葱玉认为书画鉴定的依据，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个方面。

主要依旧包括书画的时代风格和画家的个人风格；辅助依据涉及到印章、纸绢、题跋、收藏印等。

　　张葱玉是第一位将方法落实到理论的鉴定家，当代书画鉴定大师王世襄、徐邦达、启功等均受教于张葱玉，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当代书画鉴定学的新篇章。

　　1952 年，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《佚目》书画，张葱玉立即组织调查，参与制定政策，设法征购，组织鉴定，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。

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，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500多件。

张葱玉为此激动地写下了《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》一文，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，介绍目前在绘画馆里这些展品的意义和价值，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感情。

　　1950年代初，从大陆去港台的有钱人，带走了不少古代珍贵书画。

几年后，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出让，而国家正在筹备成立国家历史博物馆，也需要把这些文物买来，于是就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，鉴定字画。

不料，香港商人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，此人经不起诱惑，明知是赝品，仍花重金买了下来，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。

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，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，就对张葱玉打招呼，叫他不要吭声。

张葱玉一看果然是假的，他气愤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说?”由于他的坚决抵制，挽回了国家的损失。

　　1962年，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，决定由张葱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，对全国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。

他和谢稚柳、刘九庵一起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走遍北京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湖南、广东等地，鉴定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十万件，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，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。

　　在北京工作期间，张葱玉一手绝妙的书法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。

在解放初出版的一部介绍敦煌壁画的书中，有一篇郑振铎先生写的序言，毛笔字是请张葱玉代书的。

书出版之后，毛泽东也得到了一本，看到序言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，就记住了，以为是郑振铎的字。

　　后来在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时，毛泽东就提议让郑振铎来抄写正式文本。

郑振铎得到通知后才知道是主席误会了，于是让张葱玉进中南海执行任务。

张葱玉为此专门准备了笔墨，到中南海认真地完成了任务。

当时他书写时用的毛笔和砚台没有让带出中南海，后来就与书就的《和平公约》原件一起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。

有一次，张葱玉陪客人参观该馆，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笔墨也被陈列在玻璃橱里，感到非常高兴，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。

　　张葱玉曾立志把自己的鉴赏经验和心得进行总结，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。

从1960年开始，他数年夜夜笔耕不辍，先列目录，再逐项介绍，计划要写二三百万字。

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，连像样的稿纸都不易觅到，只能用像草纸一样粗糙的纸张，而张葱玉那蝇头小楷却一笔一划毫不马虎。

可惜这个宏大计划未能全部实现，张葱玉在48岁时就因患肺癌告别了人世。

　　令人欣慰的是，张葱玉留下的文稿《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》，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。

2000年，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，煌煌13巨册，成为张葱玉留给后人的宝贵学术财富。

　　海派收藏的鼎盛期与收藏大家群体的崛起，是在1938年前后的上海“孤岛”时期。

我们应当感谢张葱玉先生这位中国20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(另外五位是庞莱臣、吴湖帆、张大千、张伯驹、王己迁)，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本《张葱玉日记·诗稿》，系张自1938年至1941年的日记及诗稿合集。

《张葱玉日记》弥足珍贵之处就是对海派收藏第二次高潮作了真实记录。

作为日记的重头，其中对书画的鉴赏甄别、考证厘定和评析论说，相当丰富精当而独到睿智。

他能从笔性、墨彩、设色、神态、气韵、断代、材质及出版等方面辨别真伪、识断精芜及去伪存真。

　　郑振铎曾说：“葱玉为吴兴望族，袭适园旧藏，而十余季来，所搜集者尤为精绝，自唐张萱《唐后行从图》以下，历朝剧迹，无虑数十百轴。

皆铭心绝品也，元人宝绘尤称大宗，至明清之作，亦抉择至慎，只眼别具。

”

　　至今，五十年过去了，张葱玉的盛名和他传授下来的鉴赏中国古代书画的思想和方法，仍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。